有這樣一則寓言：

       豬說：“假設讓我再活一次，我要做一頭牛，工作雖然累點，但名聲好，讓人愛憐。”

       牛說：“假如讓我再活一次，我要做一頭豬，吃完睡，睡完吃，不出力，不流汗，活得賽神仙。”

       鷹說：“假如讓我再活一次，我要做一只雞，渴有水，餓有米，住有房，還受人保護。”

       雞說：“假如讓我再活一次，我要做一只鷹，可以翱翔天空，云游四海，任意捕兔殺雞。”

       中國一貫有“以儒治國、以佛治心、以道治身”認知。為什么佛可以治心呢？因為禪可以幫我們找回原本清澈的心性。

       禪宗認為“即心是佛”、“見性成佛”，佛就在人心中，關鍵在于人是否能夠領悟。海天禪寺主持見庸法師對此這樣解讀：“性就是心性，心性是常駐的，是無量光，無量壽，永不斷滅。”

       為使眾僧有更多的悟道機緣，禪宗提倡多種“悟道”方法。此外，禪宗的修行過程，也是一個戒定慧的過程，因此也是一個行為和思想高度合一的過程。人的日常行為和生活都是修行的一部分，即入世修行。

       日本德川時代著名僧人鈴木正三也曾經指出：“佛教修行不專在于懺悔、祈禱，而在于竭盡心智從事勞動而不懈怠。”他提倡“入世修行”、“工作修行”和“職業修行”，就是要世人誠心為政，農人實意耕作，工人努力做工，商人責己經商。

       這就是禪對管理的價值：即心即佛，對于企業而言，也可以說是即商即佛，即商即禪。心靈指引價值取向，價值取向決定企業文化，企業文化指導人的行為。

        即商即禪，也可以把它理解為：商禪。商禪對于現代社會中由于倫理學被剝離而導致的精神貧困，是一副很好的消毒劑。阿馬蒂亞·森曾經在《倫理學與經濟學》中說：“經濟學的貧困化主要是由于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分離而造成的。”

       經濟學家茅于軾也指出：“道德比法律重要十倍，維持法律的成本很高，……所以道德約束從成本效果的經濟分析角度來看，是最合算、最有效的保持社會秩序和個人幸福的措施。”

       關于倫理和文化對社會的作用，馬克斯·韋伯的社會變遷理論有很好的論述，該理論的核心概念是理性化。在韋伯看來，在人類歷史的演進和社會變遷所揭示的社會生活的理性化過程中，人類的行為由非理性走向理性，但是理性化的過程并非漸進或連續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以前，西方社會的經濟理性化并不是一個自行延續的過程；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也非直接地通過內在的一般理性化，從資本主義早期形成發展而來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在人的態度和氣質方面需要有急劇突破和飛躍，韋伯認為，完成這一態度和氣質領域內的突破和飛躍的主要動因，是經過改革的宗教意識。具體地說，這一動因就是歐洲宗教改革中崛起的加爾文教派和路德教派等基督教的新教教義的邏輯和心理所產生的“世俗禁欲主義精神”。

       馬克斯·韋伯的研究成果啟迪我們，社會的發展，制度的變革都是以文化和思想的突破、創新、變革為基礎。那么，禪宗給我們帶來的思想變革，將直接推動、更新我們的商業理念和商業行為。

      “禪”是文化精神，“商”是經濟行為。對于經濟而言，最重要的莫過于誠信，所有經濟模式都是建立在誠信的基礎上，誠信坍塌，經濟也必然瓦解。誠信不僅是經濟的基礎，還是經濟的動力。

       文化精神為經濟行為主體提供明確的價值參照系，不同傳統文化背景下的人群會出現不同的社會經濟活動取向；文化精神往往構成社會行為主體從事經濟社會活動的內在動力，為他們提供克服困難、解決疑難、忍受勞苦的心理暗示與信念支撐。因此，文化對人的經濟行為的影響，是通過經濟主體內在的價值理性認同過程和外在行為習慣重復過程實現的，是自覺自愿的無形的內化過程。

       所以，禪的管理思想可以直接帶來誠信經濟。在佛教的相關戒律中，就有著豐富的“誠信”內涵。從傳統倫理學的意義上講，佛教要求信眾持戒的目的在于“止惡從善”，增進個體道德，進而趨向解脫。從現代經濟倫理的角度而言，一個佛教修行人對于戒律的持守，將作為一種當今中國社會的“道德（誠信）資源”介入經濟生活，從而有利于整個社會形成良性的交易倫理，任何資源都是如此，愈是稀缺愈是珍貴，誠信資源亦是如此。

       被稱為“經營之圣”的京瓷創始人稻盛和夫，曾用了50年的時間，倡導和實踐他的做人和經營哲學——“自利利他”。自利是人的本性，沒有自利，人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礎。同時，利他也是人性的一部分，沒有利他，人生和事業就會失去平衡并最終導致失敗。總結稻盛和夫的哲學，就是這樣的八個字：自利則生，利他則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