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水北調”成本超預算 1240億元漲到2082億元

歷經12載，“南水北調”最為關鍵的中線工程終于通水在望——雖然這比原計劃要足足晚了六年，而圍繞著這一“世紀工程”的一系列相關問題：方案選擇、決策博弈、工程造價等相關內幕漸漸清晰;而諸如水價制定等新的問題，也漸次展開。

1. 北京應急水源地“應急”6年

“在北京發展農業還有必要嗎?它占北京市經濟總量不到1%，但是用水量占到北京市總用水量的1/3。”

自從今年2月底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加速推進京津冀一體化的意見之后，輿論的聚光燈齊聚于此。然而，在媒體和市場熱衷于炒作保定、石家莊、張家口等地誰有可能成為政治副中心的同時，甚少有人關注該地區一體化面臨的致命短板——缺水。

但這個缺水嚴重的地區，卻是除了長三角、珠三角之外的中國第三大經濟增長極。其中，河北是華北地區重要的糧食主產區，天津是北方經濟中心，更為特殊的北京，是首都，政治、文化中心，這些賦予了京津冀不一樣的光環。

但隨著這幾十年工業與人口的聚集，這一地區開始變得缺水。“京津冀地區人均水資源在全國最低，大概不到300升，北京天津就更少，人均水資源也就是100升左右。”中科院水資源研究中心副主任賈紹鳳表示，京津冀地區河道里基本上沒水，地下水也基本采空，“有河皆干，有水皆污”。

為解決水問題，北京從剛開始的單庫供水，發展成為官廳、密云兩大水庫聯調，都無法解決水危機;天津也上馬“引灤入津”工程，解決用水之急;農業大省河北情況也不樂觀，號稱“華北之腎”的白洋淀屢次干淀，由于地下水超采嚴重，形成巨大的地下漏斗區。

近年來，為了保證首都供水安全，河北的王快、崗南等四大水庫聯合調水，至今已向北京調水15億方左右。而在北京城內，幾個應急水源地本應在2008年關閉，但一直運轉至今，地下水嚴重超采，在順義等地形成了大面積的地下漏斗區。

據朱晨東介紹，北京近年來的用水總量一直在35億方左右，農業用水占12億方左右，工業用水量從6億方左右已經下降到5億方，服務業用水量增長到10億方，居民生活用水占七八億方，環境用水約占3億方，其中還有一部分再生水補充到環境用水中去。

當然，北京一些水務專家也在呼吁擠掉農業用水。“在北京發展農業還有必要嗎?它占北京市經濟總量不到1%，但是用水量占到北京市總用水量的1/3。”許新宜認為，從這個角度看，北京還有一定節水潛力。

但這涉及到北京市所有農業人口的城鎮化問題，解決首都幾百萬農民的就業和生活問題，事關重大。

而隨著新一輪城鎮化推進，京津冀地區人口規模勢必會繼續增加。尤其是北京，規劃的人口“紅線”屢次被突破。

“現在北京市已經兩千多萬人了，以后還要發展多少人不知道。”水利部水文司原副司長、水利部南水北調規劃設計管理局原局長、北師大水科院院長許新宜對記者表示，“現在北京市2000多萬人，如果達到2500萬人，會怎么辦，到3500萬人了，又該怎么辦?”

“以前做過一個風險分析，北京最大的風險是水。”中國工程院院士王夢恕介紹。

顯然，這樣的后果沒人承擔得起。

在窮盡所有手段利用本地水資源外，利用外源性水源——調水或者海水淡化，成為唯一的解決方案。

2. 反對者令南水北調西線工程暫停

提起錢正英，北京市水務界人士不無抱怨，而對于國務院“南水北調”辦和水利部沒有魄力、爭取不到國家投資，更有怨言。

“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點水來也是可以的。”1952年10月，毛澤東在視察黃河時提出的這句話，被認為是“南水北調”最初的由來。

1959年，中科院、水電部確定“南水北調”指導方針;1970年代末后，“南水北調”逐步被寫入各種政府文件和規劃之中，并成立了相應的機構單位，2002年末，“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正式開工。

歷經半個世紀，“南水北調”終于從設想變為現實。不過，它面臨的爭議與反對卻從未停止。尤為引人矚目的是，在這個工程的反對者中，與其有直接聯系的內部人士，影響尤甚。

“這個事情我不愿多說，從一開始我就反對。” 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環境工程系教授錢易，雖然是“南水北調”專家委員會成員，卻仍然不贊成這項調水工程。

而水利部原部長錢正英、“南水北調”專家委員會主任潘家錚，則是更強有力的反對者。

錢正英在離任水利部部長后，對“南水北調”工程態度急轉，于2006年聯合“南水北調”專家委員會主任潘家錚等人上書國務院，建議暫緩“南水北調”西線工程。后來中央決定，等“南水北調”中線工程試運行后，觀察一段時間效果，再決定是否啟動西線工程。

正因為這些反對聲音，再加上國家投入資金少，預計2008年給北京通水的“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工期再三推后。不過，這些反對聲音并未能阻止“南水北調”東、中線工程。

3. 替代方案：海水淡化、“引松入京”?

如果北京不是首都，而只是一個普通的城市，就不會花費如此大的代價調水。

相對于“南水北調”，反對者先后提出的替代方案，有海水淡化和“引松入京”。

北京緊鄰渤海，從背面的唐山曹妃甸，到天津，再到滄州黃驊，三地先后上馬海水淡化項目，以瞄準北京市場。

“海水淡化是純市場化的，計算的是全成本，而‘南水北調’是戰略性工程，計算的是部分成本。”清華大學水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濤表示，如果按全成本算，“南水北調”的成本，至少跟現在的海水淡化成本相當。

不過，亦有專家表示，盡管海水淡化長遠看有發展前景，但海水淡化出來的是純凈水，屬于軟水，缺乏人體需要的各種礦物質，不適宜長期飲用，種種原因使得這個手段并不能成為解決北京水問題的常規手段。

“引松入京”調水方案，由中國工程院院士王夢恕提出。這條設計輸水距離900公里的調水工程，計劃將松花江水從吉林九道溝水電站自流到白山水庫，途經遼寧用暗渠輸送到北京，每年可調水17億方，而預算工程成本僅五六百億元。

不過，對于早已開工的“南水北調”方案來說，這個方案雖然成本更低，而且比南水北調中線工程一期分給北京的水量更多，但為時已晚。

有水利專家表示，北京特殊的政治地位決定了“南水北調”中線工程非上不可，這個調水工程背后承載了更多的意義。

北京利用其特殊地位從周邊調水，也是河北專家一直詬病的問題。近幾年，北京從河北四大水庫累計調水15億方，而河北同樣缺水。

至于一些歷史欠賬問題，就更糾纏不清。密云以前屬于河北，而北京把水源拿過來，移民則推給河北;河北以前的分水指標有9億方都調給北京……如此等等，關于犧牲河北來保障首都的話題，河北人能列出一份長長的單子。

有專家透露，當年眾多專家對“南水北調”的不同看法，一度影響到中央的決定，但最后還是拍板決定調水。原因就是北方缺水的不只是北京，還包括天津、河北，這一地區的農業發展，也受到水資源的嚴重制約。

“沒有‘南水北調’，誰也解決不了水的問題——一旦華北地區大旱，即使打井，也很難打出水來;有了這個就可以發展了。”許新宜認為，“南水北調”工程有政治和社會意義，現在‘南水北調’就是給環渤海地區奠定一個發展的堅實基礎。

4. 2100億工程成本花在哪

與南水北調工程一再“跳票”相伴隨的，是成本一漲再漲，從原先估算的1240億元漲到2082億元。

根據2002年國務院批復的《“南水北調”工程總體規劃》，“南水北調”東線、中線一期主體工程估算總投資1240億元，其中東線一期320億元，中線一期920億元。但隨著“南水北調”工程一再“跳票”，成本也一漲再漲，從原先估算的1240億元漲到2082億元。

國務院南水北調辦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4月底，已累計下達南水北調東、中線一期工程投資2448.6億元;工程建設項目累計完成投資2467.6億元，其中東、中線一期工程分別累計完成投資315.0億元和2082.9億元。

按照可研階段預算，東、中線一期工程總投資為2546億元。而國務院南水北調辦原主任張基堯曾對媒體表示，東中線一期工程總投資可能要達到3000億元。

這些年來“南水北調”，尤其是中線工程成本飛漲，到底原因何在?

從2002年動工之后，“南水北調”工程一直處于投資不足的階段，伴隨著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政府救市，作為重大工程項目，“南水北調”的投資才得以跟上。

不過，經過這么長時間耽擱，物價、用工費、拆遷費等成本早已今非昔比。

“成本肯定超預算，征地費漲了不是一點半點， 10年前一個勞力可能一天也就三四十塊錢，現在一天得上百塊……物價上漲、地價上漲，對工程的影響非常大。” 許新宜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因為工程拖了十年，造價翻番“很正常”。

尤其是移民，做了很大犧牲。”賈紹鳳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除了物價上漲因素，更重要的是“南水北調”補償標準提高了很多，征地、移民投資增加不少、“重大工程對于個人的財產、權利越來越重視，不能讓老百姓犧牲太多，成本也就越來越高”。

對于“南水北調”中線工程來說，另一風險在于工程沿線的配套分水工程能否完工。如果這些工程完成不了，那就相當于修了一條只供北京的調水工程。

“現在石家莊到北京這段沒問題了，已經考驗了這么多回了。”朱晨東告訴記者，京石段經過這幾年從河北應急調水沒有什么問題，而且北京的配套工程做的很早，今年還要完工一批配套工程。

不過，沿線的河南、河北等地，配套的支線分水工程能否完工還存在疑問。

“這是中國的通病，幾十年都這樣，中央出錢修一個工程，本來地方政府要配套的卻沒有配套，工程就在那兒‘曬太陽’。”賈紹鳳表示，北京確實缺水，也有經濟實力，配套做的比較好，超額完成了原來的規劃，而其他地區用水需求沒那么迫切，財力也不足，配套工程就很難說了。

“地方政府才不會去做這些配套項目，本來財政就沒錢;再者，建好之后也不會用，沒人愿意做，就等著中央投錢。”一位不愿具名的水利專家表示，“南水北調辦”設在北京，也有“屁股決定腦袋”之嫌，這一點在黃河水利委員會和長江水利委員會身上都能看到——往往單位落在哪個地方，就多考慮本地區的利益。

“我們幾乎所有的調水工程的使用效率都比較低，用的最好的是‘引灤入津’，利用率是50%。”賈紹鳳表示，好多地方一說缺水就要調水，這種簡單的邏輯是錯誤的，要考慮更多的事情，通過工程來解決缺水，任何工程都是需要成本的，應該尊重經濟規律。

9月汛后，北京迎來丹江口的一江清水，這或許只是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另一個開始。至于沿線配套工程能否完成，完成后能否避免“曬太陽”，或者說“南水北調”中線能否避免東線的命運，尚待實踐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