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復蘇基礎還需夯實

    在金融危機尚未見底，中國經濟復蘇基礎亟需夯實的情勢下，宏觀經濟政策的下一步應在鞏固現有復蘇成果的基礎上，著力提振實體經濟，切實檢討政策執行過程中的一些偏離，并在經濟基本面穩固之后適時微調財貨政策。
　　在美歐和日本為擺脫經濟負增長而殫精竭慮之時，中國主要依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使宏觀經濟在“熱啟動”的基礎上邁上了復蘇通道。上半年7.1％的GDP增速足以傲視主要經濟大國。當然，主流經濟學家們盡管可以嘲笑中國天量投資的邊際利潤率實在不高。但在危機深重的非常時期，廣大市場主體最為關注的還是眼下不可替代的GDP增長。沒有增長，何來經濟信心？因此，在充分肯定既有財政與貨幣政策的即期效應之時，我們完全應該對決策層的宏觀調控水準投下信任一票。中國決策者在面臨重大經濟危機時所展現的嫻熟掌控技巧一點也不輸給國際同行。
　　復蘇基礎亟需夯實
　　我們在樂見經濟邁向復蘇通道之時，絕不應回避依然嚴峻的經濟形勢。中國依靠投資單引擎強拉經濟回暖是冒著經濟失衡加劇以及資產價格泡沫滋生危險的。中國經濟早已內外失衡，各級各地政府長期以來對投資和出口的偏好事實上犧牲了10年左右的經濟轉型時機。而鑒往知來的反思告訴我們，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在愈益開放與聯動的競爭世界中一直作為一個例外繼續免受外來的沖擊，沒有一個大國能在增長結構失衡的情況下保持經濟的持續良性發展。如果說，證券市場上半年超過60％以上的反彈是建立在去年超過70％的深幅下挫背景之下，且有貨幣政策的推動、經濟復蘇的強烈預期以及監管改進等客觀因素；那么房地產行業急速形成的泡沫以及隨時可能面臨破裂的危險卻是危害經濟復蘇的不定時炸彈。對此，決策層不可不防。
　　另一方面，經濟復蘇的質量和基礎都有許多亟待改進之處。誠然，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應該也可以擔當經濟復蘇重任，但占GDP總量60％以上并創造80％以上新增就業崗位的民營企業，能否走出目前困境進而邁向全面復蘇，才是衡量經濟復蘇基礎是否穩固的重要指標。上半年的經濟數據顯示，盡管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的大部分信貸投向了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但其產生的投資效率依然很低。例如，6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了10.7％，將一季度的5.1％拉升至二季度的9.1％。但是以經濟類型來劃分，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僅增長了1.7％，外商及港澳臺投資企業增幅為1.2％，集體企業和股份制企業分別增長了5.9％和9.4％，這表明工業增加值的增長來源不是前兩類企業，而是貸款備受歧視的內資非國有企業。因此，政府的關注焦點應適時轉移到廣大民營企業身上。不錯，中國經濟要在全球衰退浪潮中率先上岸，當然需要大手筆投資與“國家隊”進場，但也不能離開民營資本特別是中小民營資本的草根性責任擔當。為此，各級政府和金融機構理應積極創造條件，切實降低民營資本參與產業振興的準入門檻，消除對中小民營企業的信貸歧視，集各方之力共度時艱。
　　至于政府和市場熱望的消費增長，上半年能夠為經濟增長貢獻53.4％、拉動GDP增長3.8個百分點，已經不錯了。經濟決策最忌諱的是忽視內生性因素而僅憑現象來作出副作用可能很明顯的決策。近日，有財經官員指出，中國經濟政策調整的最優選擇是擴大消費。但他可能忽視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在社保體系不健全，城鄉普通居民收入增長緩慢，且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等諸多約束條件面前，一味強調擴大內需甚至“引誘”百姓超前消費，對經濟復蘇來說無異于飲鴆止渴。因此，類似家電下鄉、汽車以舊換新補貼這種低水準的消費刺激措施還是能收回就收回。廣大消費群體需要的是如何解除他們大膽消費的后顧之憂，而非小修小補的轉移支付。
　　政策執行力需檢討
　　決策層關于經濟形勢的判斷是準確的，由此作出的決策也是很有前瞻性的，只是政策執行過程中經常會出現結果背離初衷的扭曲。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初衷，是在保增長的同時加快結構調整，以實現經濟戰略轉型。也就是說，保增長只是工具價值，調結構以實現經濟轉型才是中國經濟持續發展之根本。遺憾的是，有關部委以及各地方政府在政策執行過程中片面強調保增長之重要性。其結果，信貸投放一發不可收，基礎設施建設更是鋪天蓋地，大有將全國都變成工地之勢。這也難怪，在現行政績考核體系不變的情勢下，指望各級各地政府在保增長的同時，將經濟轉型這個系統而又復雜的命題作為政策優先項，實在有點不現實。因此，需要反思的是既有政策的執行力，更需要改變的束縛地方官員手腳的政績考核體系。
　　從各國經濟調控與經濟發展史來看，財政與貨幣政策是最難把握的。政策的出發點既要促進經濟增長，又要保持結構均衡，尤其是民生最為關注的就業與通脹問題，是財經官員頗費思量的。而從目前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執行效果來看，需要改變的不是政策方針，而是投放的結構以及調控藝術。筆者認為，應該在夯實中國經濟復蘇基礎的情勢下，著力提振實體經濟，切實檢討政策執行過程中的一些偏離，并在經濟基本面穩固之后適時微調財貨政策。